以太坊基金会又摊上事了。
11 月 4 日，前员工 Nixo 将以太坊基金会、Vitalik 等人告上美国科罗拉多州联邦法院。她指控，自己在书面告知管理层患癌十三天后、参与组织基金会员工「联合请愿」十二天后，被以太坊基金会解雇。
把这件事推上热点的，还有一段出现在基金会使命宣言里的「切腹许可证」。
Mandate 宣言
这份有争议的文件叫「The Ethereum Foundation Mandate」。Mandate 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使命宣言，回答基金会为什么存在、今后要做什么、哪些原则不能妥协。
这份文件的核心并不难理解。以太坊要守住抗审查、开源、隐私保护和安全，基金会负责帮助这些原则长期成立。它还明确说，基金会并非以太坊的家长、所有者或统治者。大家可以在这条网络上建设各自想要的东西，无须先得到某个中心的许可。
问题出在第 11 页。
插画里有一段 Source Seppuku License，直译是「源码切腹许可证」，把未能履行承诺、修改或删除许可证，与「用剑结束自己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旁边还有一句，大意是基金会若辜负对以太坊的庄严承诺，愿意自刎。
这是一个来自米莱迪亚文化圈子的玩笑。Milady，中文通常叫米莱迪，是 Remilia 在 2021 年推出的一套二次元头像 NFT。围绕这些头像形成的社区，热衷恶搞、挑衅和反对道德审查，许多成员也把它当作表达自由观念的文化身份。Vitalik 此前就曾使用米莱迪头像，因此这套美学出现在基金会文件里，有其文化背景。
管理层也明确解释，切腹文字属于艺术和文化引用，无须按字面履行。员工确认表后来还专门补充，承诺与真正切腹无关。
但有些员工不接受拿这个开玩笑。按起诉书的叙述，2 月底草稿发给以太坊基金会的员工征求意见后，79 人投票要求删除这部分，有人提到自己前一年刚失去一位自杀的同事。Vitalik 曾答应修改争议内容，然而 3 月 13 日公布的正式版却仍保留了它。
对员工来说，讨论开始从「这个梗合不合适」，转向了「我们的意见到底算不算数」。
3 月 20 日，时任联席执行董事 Bastian Aue 要求全体员工限期表态。选项只有两个，承诺执行 Mandate，或者申请补偿后离开。不提交表态，也视为选择离开。
Nixo 当时负责生态协议支持，参与协调以太坊核心开发者讨论和升级流程。她与同事 Trent Van Epps 起草了一封联署信，最终获得 53 人签名，约占协议部门一半。
这封信的内容非常关键。员工支持 Mandate 的总体方向，承诺继续按抗审查和个人自主的原则工作，但拒绝在失去工作的压力下确认，并明确写道，大家会继续履职，没有辞职。
3 月 27 日，Aue 一度接受了这种表达，认可联署者对使命的承诺，也承认处理方式需要改进。然而 4 月 6 日，两位联署组织者先后被通知解雇。Nixo 在此前十三天已向管理层书面披露自己罹患癌症；她称，解雇通话中，Aue 还肯定了她的工作记录，却拒绝解释解雇原因。
这也是诉讼真正沉重的部分。Nixo 提出的指控涉及歧视、报复以及医疗休假权利，远远超出了「有人没看懂切腹玩笑」。诉状同时记录，基金会新加坡主体的律师此前否认违法、胁迫和报复，主张离职协议及仲裁条款有效。
米莱迪社区「提纯」
米莱迪一方为什么如此支持这份文件？
在米莱迪创作者 Charlotte Fang 等人的理解里，加密首先是一场保护自由的运动。代码能让交易不容易被阻止，但一个行业也会在文化上慢慢接受审查，开始根据言论是否体面、交往对象是否合适，决定谁有资格参与。
Remilia 把对这种变化的反抗叫作「密码朋克纯化螺旋」。密码朋克可以简单理解为，希望用加密技术保护隐私、减少对中心权力依赖的人。所谓「纯化」，就是不断把加密拉回言论、市场、结社、信息和思想自由这些原则。米莱迪在这套自我叙述里承担的是文化反抗的角色。
所以，冒犯性恰恰有用。一个人能否容忍自己讨厌的头像和玩笑，被他们当作检验自由观念的办法。Charlotte 对这次风波的回应也沿着这条思路：他把米莱迪称为推动密码朋克价值的文化武器，把 Vitalik 使用它理解为对组织内部路线的纠偏。
米莱迪社区核心 Bonkle，早在 5 月 23 日的文章里，就把要求签署 Mandate 评价为一次有效筛选。按照他的标准，工资、朋友关系和个人舒适，都不能压过加密保护自由的使命。
他还给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解释。开发者和资金长期围着基金会转，本身就形成了一个中心。人们离开基金会，去不同组织继续建设，反而能分散这种依赖。因此，他把人员离开看作去中心化的机会。离开基金会，还可以在别的组织建设以太。
到这次诉讼引发讨论时，Bonkle 的回应更激烈。他把事件上升到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受到考验的高度，质疑为何要为个人纠纷求助于国家法院。在他的叙述里，以太坊正在为抵抗未来更强大的政府与科技权力做准备，组织需要能承受冲突的人。
这些发言说明了米莱迪内部一股鲜明的立场：他们把这次风波看成一次路线选择，并欢迎筛选发生。
律师 Gabriel Shapiro 也认为，组织要求员工认同使命很正常，「切腹」显然不能按字面理解。他还批评了原告未经 Vitalik 同意将电话录音公开的做法，怀疑部分员工从一开始就在为诉讼留证据。这是他对当事人动机的判断。
自由？
米莱迪对加密文化的提醒有道理。抗审查的网络必须容纳让人不舒服的表达；一个只能接受温和言论、熟悉观点的系统，很难在压力下守住开放。以太坊的价值不能只用币价、收入和市场份额来衡量。
基金会同样有权选择方向。它需要员工执行明确的工作目标，不能每一项决策都无限讨论。愿意投入抗审查和隐私技术，应当是加入这类组织的基本要求。
但这次冲突里，员工已经表示支持这些方向。联署信拒绝的是强迫表态的方式，Nixo 也明确说过，相较于切腹和米莱迪的关联，她更介意近乎一致的意见被忽视。把这些人统统归入使命不坚定，实际上是对他们真实诉求的一种忽略。
按照诉状记录，Vitalik 在后来的通话中承认，员工本应得到几周时间考虑；但他同时担心，一旦「把事情闹大」真的有用，类似的「闹事」行为就会愈演愈烈。这是管理层的顾虑。但在接受员工联合署名的诉求、确认大家认同的方向之后，又解雇两位发起署名的组织者，会给留下的人什么信号？
Mandate 文件本身就要求领导者善待分歧，耐心解释艰难的决定，在犯下大错时承认并说明。员工要求自己的声音被认真对待，与这些承诺是一致的。
基金会有权坚持密码朋克使命，也有权选择米莱迪美学，但不该用对某种美学和管理方式的服从，来证明员工是否认同自由。
就起诉书呈现的处理过程看，要求员工在期限内表忠、随后解雇异议组织者，损害了这份宣言想维护的价值。
以太坊需要敢于对外部权力说不的人。基金会也需要允许员工敢于对自己的领导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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