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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来源中金网 07-25 15:07

摘要: 由于内部、内心、主观的变量难以测量，因此用可观察的变量去验证理论。因此，本文分析

　　由于内部、内心、主观的变量难以测量，因此用可观察的变量去验证理论。因此，本文分析考察的是最可能影响人们策略选择的环境变量的组合以及这些环境变量是怎么发生的。

　　公池资源占用者生活的关键事实是，只要他们继续合用同一个公池资源，他们就处于相互依存的联系中。如果占用者独立行动，他们获得的净收益总和通常会低于如果他们以某种方式协调他们的策略所获得的收益。公池资源占用者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组织问题：如何把占用者独立行动的情形改变为占用者集体行动。

　　企业理论

　　按照企业理论，企业家认识到人们存在潜在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有机会增加成本，该企业家就会与参与者进行合约式协商，参与者成为代理人，企业界给予代理人很高的激励和监督，形成自愿的私人组织。

　　国家理论

　　统治者认识到通过组织一些活动可以收获大的利益，统治者以严厉的制裁相威胁，从资源所有者那里获得税收、劳动或其他资源，像企业家一样得到剩余。

　　三个难题：供给、承诺和监督：

　　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没有类似的理论说明一群个人进行自主组织的机制如何解决供给、承诺和监督问题。

　　1、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即制定一套新的规则。贝茨认为，通过建立信任和社区观念可以解决新制度供给问题。

　　2、可信承诺问题：当违背规则带来的收益如果大于遵守承诺带来的收益，占用者往往会违反承诺。外部强制一般作为解决承诺问题的方案，但自主组织没有外部强制，因此需要激励自己或（代理人）去监督人们的活动、实施制裁，以保持对规则的遵守。

　　3、相互监督问题：在集体行动理论的限制下，一组委托人如何才能对遵守规则的情况进行互相监督是困难的，监督也存在着搭便车行为。因此，可以通过自主设计治理规则、相互监督加强和增加权变承诺来实施。

　　调查框架：

　　集体行动问题的学者提出的假设具有局限性：

　　1、囚犯困境博弈始终是基本的结构；

　　2、一个层次的分析就已足够；

　　本研究所遵循的假设：

　　1）公池资源的占用者面临的博弈结构并非是单一的囚徒困境博弈结构，同时面临各种占用问题和提供问题，这些问题的结构取决于基本参数的值，并因场景不同而不同；

　　2）现有的集体行动行为一般只着眼于操作层次的分析，实际上占用者必须兼顾分析的领域和层次。

　　1、占用问题和提供问题

　　1）占用问题：如何配置固定的、时间独立的资源单位量，以避免租金散失，减少不确定性和权利分配中的矛盾。占用问题考虑的是流量配置，是时间独立的。

　　2）提供问题：提供问题的分析集中在对资源本身投资的时间依赖特征和效益特征。提供问题与存量相关，是时间依赖的。

　　3）占用问题或提供问题的结构都将取决于自然世界相关变量的特定结构，特定场景所使用的规则以及委托人的态度

　　2、多层次的分析

　　传统对公池资源问题及相关的集体行动的分析，集中于单一层次（操作层次）分析。在操作层次的分析中，人们假定博弈规则和自然的、技术的约束都是既定的，在分析时间框架内是不会改变的。

　　作者对公池资源问题采用多层次分析，认为影响操作选择的规则是在一套集体选择的规则中制定的，而后者本身又是在一套宪法选择的规则中制定的。

　　实际上，影响集体行动的制度并不只限于操作层次的制度。通常需要区别长期影响使用公池资源的行为和结果的三个层次的规则。

　　（1）操作规则：直接影响占用者有关下述问题的日常决策：何时、何地及如何提取资源单位，谁来监督并如何监督其他人的行动，何种信息必须进行交换，何种信息不能发布，对行为和结果的不同组合如何进行奖励或制裁等。（占用、提供、监督和强制实施的过程发生在操作层析）

　　（2）集体选择规则：间接影响操作规则，通常由占用者及其公务人员或外部当局在就如何管理公池资源制定政策（操作规则）时使用（政策决策的制定、管理和评判的过程发生在集体选择层次）

　　（3）宪法选择规则：通过决定谁具有资格决定用于制定影响集体选择规则的特殊规则影响操作活动和结果。（宪法决策的规划设计、治理、评判和修改发生在宪法层次）

　　公池资源的使用规则并非只有法律上的规则，实际上，非正式的规则，也可能是有效的规则。“缺乏国家的、正式的规制公共池塘资源占用与提供的法律与缺乏有效的规则并不是等同的。”

　　第三章：长期存续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分析

　　本章的案例（第一类案例）有两个特点：

　　1、占用者已经为控制对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设计、应用和监督实施了一套自己的规则；

　　2、资源系统及其相应的制度都已经存续很长时间，并且仍然在正常运转；

　　本章的案例讨论自主组织的群体如何解决承诺问题和相互监督问题。

　　本章的结论：承诺和监督在策略上是相连接的，监督不仅对监督者产生了私人利益，也为其他人带来了共同利益。

　　长期存续的公池资源制度中所阐述的设计原则：

　　1、清晰界定边界：公共池塘资源本身的边界必须予以明确规定，有权从公共池塘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也必须予以明确规定。

　　2、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相一致：规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和（或）资源单位数量的占用规则，要与当地条件及所需劳动、物资和（或）资金的供应规则相一致。

　　3、集体选择的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

　　4、监督：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或是对占用者负有责任的人，或是占用者本人。

　　5、分级制裁：违反操作规则的占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其他占用者、有关官员或他们两者的分级制裁（制裁程度取决于违规的内容和严重性）。

　　6、冲突解决机制：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能够迅速通过低成本的地方公共论坛，来解决占用者之间或占用者和官员之间的冲突。

　　7、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政府威权的挑战。

　　8、嵌套式企业：将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在一个多层次的嵌套式企业中加以组织。

　　这些原则是对全球有效公共资源的研究，是对公司和国家之外的大规模人类合作的一个绝妙观察。尽管大规模应用这些规则可能具有挑战性，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区块链技术可以在克服关键障碍方面发挥作用，从而使社区能够管理自己。将信任从个人层面提升到协议层面，为以新的集体行动形式实现共同目标开辟了实验空间。

　　设计原则和制度绩效：

　　对以下案例进行分析，如图所示

　　瑞士托拜尔高山牧地；日本村庄的公共土地；西班牙韦尔塔的灌溉制度；菲律宾桑赫拉的灌溉社群

　　第四章：制度变迁的分析

　　本章的案例分析主要涉及制度供给问题。

　　问题：多少参与者？群体的内部结构如何？创新行动的成本由谁来支付？参与者拥有何种类型的有关他们境况的信息？各种参与者面临着怎样的危机和风险？参与者在制定规则时涉及到何等广泛的制度背景？

　　考察对象：大洛杉矶地区南部一系列地下水流域的制度起源（雷蒙德地区，西部流域，中部流域）治理规则的变迁过程。

　　考察方式：参与内部会议，阅读内部记录，采访参与者。

　　抽水竞赛

　　背景

　　在洛杉矶这样的半干旱地区，与地面供水系统连接的地下水流域是特别有价值的。首先，与从很远的地区引水的成本相比，它是廉价高质量水资源。再则，作为用水高峰期供水的自然储水库，这一价值非常重大。

　　而过度抽水或污染可以摧毁地下水流域，在受其影响的人们实行制度变迁前，过度抽取地下水一直威胁着这个地区的全部地下水流域。

　　水权博弈的逻辑

　　1、所有权（沿岸权与相关权）VS 占用者

　　2、相关权理论和占用权理论同时存在，导致地下水生产者相对权利的不确定；

　　3、由于这些流域的开放性，不明确谁能抽取以及抽取多少地下水，两种压力鼓励抽水者采用低效率战略：抽水成本的外部性；策略的外部效应。

　　4、地下水之上的土地所有者提起诉讼，太早或太迟都有风险。

　　5、律师对生产者的忠告就是：尽可能多地抽取所需要的水，以后在做辩解。

　　诉讼博弈

　　雷蒙德流域的谈判：

　　帕萨迪纳是该流域最大的水生产者，抽取了该流域几乎一半的水量；

　　于是各方采用“互相约定”这一术语作为谈判的基础。按比例分担消减后的抽水量，而不再通过法律程序裁定谁享有优先权。

　　抽水各方通过自主协商，以比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结束了抽水竞赛的局面。

　　西部流域的谈判：

　　结果：

　　1、提起诉讼16年之后，协议递交给法庭；

　　2、霍桑市和所有未签约者被法庭下令按协议条款减少地下水的抽取量；

　　3诉讼费最多的估计为300万美元，10 倍于雷蒙德流域的谈判费用；

　　中部流域的诉讼案：

　　1、聘用了一家对中部地下水流域很有研究的私人工程公司（避免法庭要求的仲裁程序而造成的长期拖延和高昂成本）对该流域当前的情形和以往的抽水情况进行调查。

　　2、在求助法庭之前就要达成何种类型的谈判解决方案取得一致意见。占有79%水权的各方签署的临时协议，在提起诉讼后10个月就得到法庭批准。

　　3、成立地下水管理机构

　　4、整个诉讼费用约45万美元。

　　通过实证案例表述了由于抽水竞赛导致地下水资源退化而引起的诉讼博弈，并最终达成一致的制度。由于抽水者受到制约，并且几乎所有的抽水者都自觉同意水权的初始分配，基本制度被大多数参与者认为是公平的。此外，参与者一直控制着监督制度，确保这一制度始终是公平的、可靠的、起积极作用的。

　　企业家博弈

　　诉讼案留下几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1、水生产者一直不愿意把生产量消减到安全线水平；

　　2、海水沿西部流域漫长的西部边界和中部流域较短的南部边界侵蚀地下水；

　　3、如何对西部流域和中部流域的管理加以界定；

　　现有公共结构中没有一个具体解决这些问题的权利或相应的责任；

　　十二人委员会讨论两类变革：

　　1、为了加快对地下水问题的谈判；

　　2、对一个新型行政区的授权；

　　两个流域最终通过一系列谈判，为解决上面三个问题形成一个提案：成立一个新补水区。

　　多中心的公共企业博弈

　　1、在这些案例中，水资源的生产者为摆脱恶劣的抽水竞赛，在大量诉讼无法解决问题之后，终于自主地建立了公共企业，对地下水资源进行适当的管理。

　　2、补水区只是积极投入该管理项目的6个机构中的一个公共企业。因此，不是以中央政府的授权，而是以多中心的公共企业体系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管理制度。在多个公共企业的基础上，终于形成了“多中心公共企业博弈”的格局。

　　3、这个体制的总体成本相当低。

　　4、流域是由一组多中心的、目的明确的政府企业进行管理，而私人水公司和民间生产者协会则积极参与了政府企业的治理活动。

　　原则的体现

　　1、通过诉讼，人们明确界定了管理的边界

　　2、把这套制度一并考察，可以看到占用和供应的规则与当地条件相一致

　　3、民间协会和特别行政区提供了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大多数抽水者能在需要时积极参与规则的修订

　　4、法庭任命的地下水管理机构具有规则执行情况和地下水状况的准确信息

　　5、非正式制裁是温和的，正式制裁只在必要时使用

　　6、法庭经常性的司法控制和民间水协会提供了解决冲突的机制

　　7、加州的法律结构认可抽水者和其他人建立组织的权力，各组织单元又被置于较大的组织之中

　　制度供给分析

　　制度分析学者一般认为：一阶困境（抽水竞赛）与二阶困境（无法提供制度安排）难以克服，但现实表明，加州的抽水者能够给予制度供给提供大量投入。

　　民间协会——诉讼费用——特别行政区——时间信息成本

　　在一个促进型政治体制中渐进、连续和自主转化的制度变迁

　　地方自治的政治制度类型有关；制度设施有关；渐进而持续的投资；各个地区的学习；民间性的协会；信息和策略的开放；

　　重构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

　　重新考虑将制度供给问题理论化的方法。

　　1、要考虑到制度的规则及其起源和变迁。

　　2、把制度供给与制度变革统一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把宪法选择与集体选择统一起来思考问题。

　　第五章：制度失败和制度脆弱性分析

　　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失败的制度原因

　　设计原则和制度绩效

　　第六章：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分析框架

　　作者回归理论分析，认为第一章所介绍的模型并没有什么错误，但这些模型只是一些使用极端假设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论。当特定环境接近与模型的原有假设时，这些模型可以成功预测人们所采用的策略及其结果，但当现实环境超出了假设范围，他们就无法预测结果。

　　针对本文所研究的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这些模型几乎排不上用场。把假定无沟通、无改变规则能力的模型用于规模较小的公池资源情形中，便超出了模型的适用范围，而超出范围使用模型所产生的后果是弊大于利。

　　所以，作者认为要是模型具有更大的适应性，理论家们必须简化假设。

　　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和相互监督问题

　　现行的集体行动理论存在着三个问题，这些问题是：

　　1、没有反映制度变迁中渐进的和自主转化的性质；

　　2、在分析内部变量是如何影响规则的集体供给水平时，没有注意外部政治制度特征的重要性；

　　3、没有包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

　　因此它不适用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中的制度变迁提供政策分析的基础。

　　本书将要建立的不是一个制度供给的特殊模型，而是一个可以用来概括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在改变他们制度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努力中所得出经验和教训的框架，以便为政策分析建立更为相关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选择的分析框架

　　要分析一个制度选择的环境，需要从人们对未来操作规则进行选择的角度出发看问题。

　　个人采用的基本替代方案有两种：支持继续执行现有规则；支持改变一条或更多条现有规则；是否能够实现规则的改变，取决于支持变革的程度和在制度选择的环境中所使用的总规则。

　　个人如何评价预期收益取决于个人所能得到的有关替代规则下的收益（或损失）的流量与继续使用现有规则所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的流量相比较的信息。

　　有关收益、成本、共有规范和机会的数据都是总和变量，它们影响支持或不支持改变现有规则的个人决策。

　　制度分析人员只需要确定总和变量的价值，就可以预测个人的策略，但这有三个前提：

　　1、每一个总和变量都有准确的汇总方法；

　　2、个人能把有关净收益和净成本的信息完全而准确地转化为预期收益和成本；

　　3、个人以直截了当的而非策略的方式行事

　　但是，对于分析人员来说，几乎没有现实场景是以这三个条件，甚至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条件为特征的。诸如使用一套替代规则的收益或监督和执行一套规则的成本这些变量，很少以分析人员（或进行制度选择的人）通过简单计算便可求解的形式记载下来。因此，在对政策背景进行分析时，必须抛弃总和变量而使用影响总和变量的环境变量。

　　收益评估

　　计算制度纯粹的收益总和是不可能的，需要确定影响收益评价的环境变量。作者认为，要估价一套制度的总收益，需要确定9个环境变量。

　　要了解一套制度规则所可能产生的收益，取决于公池资源的客观条件、当前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公开信息类型，替代方案提出的规则。

　　规则改变后是否获得收益必须通过搜寻、组织和分析才能得到。

　　成本评估

　　对共享规范和其他机会的评估

　　制度变迁的过程

　　公共池塘资源的环境很少能像竞争市场那样驱使参与者——甚至生存者—— 追求效率，也不存在任何像市场价格那样的单一变量能作为公共池塘资源环境中进行理性选择的基础。公共池塘资源并不能用单一的观察变量最大化作为理论策略，一个好的理论态度不是把规则变更的决策视为机械的计算过程，而是把制度选择视为对不确定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有依据的评估过程。

　　这样，我们就可以运用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来分析人们对成本与收益的评估偏差。这些偏差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人们对潜在损失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对潜在收益的重视；

　　2、当存在资源恶化指标被认同，人们便认同新的规则；

　　3、规则改革的预期贴现净收益不大，占用者不可能为改变规则支付转换成本；

　　4、人们对概率进行估计的能力有限；

　　5、占用者或其他人设计的特定规则很少包括可用于治理运作环境的全部规则。

　　还需要注销每一个制度选择都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利益分配和成本配置结果。这些制度选择的分配效应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不可能完全是一样的，这显然也影响制度变革的进程。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当事人自主治理不见得一定会失败。但是，如果制度变迁的收益超过成本，当事人也并不一定会自动地抛弃旧制度，选择新制度。

　　那么，人们何以选择具有净收益的新制度呢？除了特定的环境变量之外，政治制度的性质显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制度变迁的预测

　　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挑战

　　在结束本书之时，奥斯特罗姆教授进一步分析了理论模型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她指出：理论事业要求社会科学家进行模型的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把理论探索限制在一些特定层次的问题的论述上。我们必须珍视伟大学者以往重要的理论贡献所提供给我们的分析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