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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不过度 | 2022财政政策展望更新

来源外汇天眼 03-24 11:02

原创SWS-Economics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 | 宏观研究部收录于话题#宏观深度专题报告46个适度，不过度2022财政政策展望更新秦泰博士 CFA 首席宏观分析师贾东旭宏观分析师申万宏源宏观主要内容财政政策是今年

　　原创

　　SWS-Economics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 | 宏观研究部

　　收录于话题

　　#宏观深度专题报告

　　46个

　　适度，不过度

　　2022财政政策展望更新

　　秦泰博士 CFA 首席宏观分析师

　　贾东旭宏观分析师

　　申万宏源宏观

　　主要内容

　　财政政策是今年稳增长的重要手段，但今年的财政工具组合并不常见，如何理解这些新工具所体现的短期稳增长和长期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纵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财政预算草案，年内多采用的是创新性的不常见的财政工具，例如2.5万亿减税退税、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1.65万亿、央行上缴外汇储备资产经营利润超万亿等，传导机制与传统的支出扩张工具有明显差异，稳增长的力度很难直观感知，更难以捕捉这些工具的长期影响。我们基于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剖析，发现在短期稳增长和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平衡策略中，今年扩张财政额外可提供1.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拉动，同时对未来年份造成的跨年下行压力较小。

　　公共预算支出大幅扩张：大部分为旨在稳就业的留抵退税，小部分适度用于支持政府消费。2022年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同比增长高达8.4%，较2021年实现增速提升达8.1个百分点，若全部增量均投向占GDP总规模17%的政府消费，意味着可直接额外拉动GDP增速超1.5个百分点。但真实的支出结构并没有这么简单和短视。大部分支出增长在留抵退税措施上，这是一种旨在稳就业保收入、路径较长的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防御性工具。政府工作报告中最突出的财政工具是“全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其中计划的减税1万亿左右递减财政收入增速约4个百分点，是今年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增速大幅回落至3.8%的主要拖累，而1.5万亿留底退税计入财政支出，占支出扩张幅度的近3/4。增值税留抵退税与减税的不同在于并不增加企业利润，而是一次性的现金流改善效应，对主要基于需求情况进行投资决策的制造业投资并无直接拉动作用，而是旨在保持小微企业不至因现金流断裂而遭遇经营困难导致失业，稳就业—保收入—促消费传导链条较长，但同时跨年的收缩效应较小，不会大幅增加长期的财政融资压力。融资：动用去年蓄力的财政资金、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结构利润等一次性资金来源解决存量退税问题，融资方式的不可长期持续性也限制了直接投入政府消费的支出力度。除退税外公共预算支出增速仍可能改善3%左右，或通过政府消费形成0.5个百分点左右的额外GDP增长拉动效果，力度适当。

　　专项债持平去年稍多于预期，但考虑到土地出让收入捉襟见肘，强化绩效导向要求下基建投资亦强调可持续的“适度提前”，短期稳增长不以增加长期风险为代价。地产需求低迷，土地出让市场活跃度下降，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速预期谨慎。预算草案披露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增长0.6%，隐含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增速为零，大幅低于此前数年，反映出地产需求低迷所导致的基础设施融资压力。新增3.65万亿专项债持平去年，稍超我们预期，但主要或用于填补土地出让金收入不足导致的基建资金缺口。强化绩效导向+坚决遏制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穿透式监管+基建项目盈亏平衡的长期可持续要求。基建投资稳增长力度的约束并不在于融资方面，而在于“资管新规”之后对地方政府去杠杆的严格要求。基建投资使用专项债资金占比大幅提升的同时，项目自身长期现金流对投资期债务覆盖能力的要求提升，向基建项目自身要效率、要可持续性的要求得到严格恪守才能够保证政府部门债务水平的长期健康。政府性基金预算额外承担公共预算的临时性融资功能，加之预算支出中依惯例还包括结转下年资金、存量政府隐性债务偿还资金等，年内投向基建领域的增速小于预算支出增速。预计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规模可能大幅扩张至2.6万亿左右，另有4000亿以上的结转下年资金。维持全年广义基建投资同比增长6%左右的预测不变，基建投资增速上行但并不谋求大幅冲高。其中强化绩效导向的同时适度超前的传统基建投资预计年同比增长3.0%左右，较去年改善约2.6个百分点；预算草案对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资金缺口显露出积极态度，新能源发电类投资或推动公用设施投资高增。广义基建投资或额外拉动实际GDP增长约0.6个百分点。

　　以下为正文

　　1.支出扩张：大部分旨在稳就业的留抵退税

　　2022年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同比增长高达8.4%，较2021年实现增速提升达8.1个百分点，若全部增量均投向占GDP总规模17%的政府消费，意味着可直接额外拉动GDP增速超1.5个百分点。但真实的支出结构并没有这么简单和短视。

　　1.1留抵退税防御为主，旨在稳就业保收入

　　政府工作报告中最突出也是最新颖的政策非“全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莫属，也是今年财政集中发力的方向。政府工作报告中最突出也是最新颖的政策非“全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莫属，政府工作报告将其定调为 “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减税与退税并举”。一是对增值税留抵税额实施总规模达1.5万亿的大规模退税，二是新增减税政策，即“延续实施扶持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政策，并提高减免幅度、扩大适用范围”。

　　其中计划的减税1万亿左右递减财政收入增速约4个百分点，是今年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增速大幅回落至3.8%的主要拖累。税收和名义GDP增速保持固定的弹性关系，在不减税的情况下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增速能实现5.0%左右。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5.3%的税收增速与名义GDP增速保持相对固定的比例关系，名义GDP增速在5.0%附近时，税收收入零增长，名义GDP增速每超过5% 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税收收入2个百分点的增长。如果假设2022年名义GDP增速在7.5%左右，则税收收入增速在5%附近，或令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在5.0%左右。

　　如果考虑今年1万亿减税，以及非税收入的缓冲垫效果，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就在4%附近，和一般公共预算目标3.8%极为接近，再次显示出1.5万亿留抵退税并不计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当中。每逢大规模减税降费，为对冲税收收入的下行，非税收入会大幅增长以部分对冲，其中最主要的弹性来源于非税收入科目下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2019年大规模减税降费中，该科目多增约4000亿以弥补税收缺口，根据财政部披露，主要来来源于“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此次减税降费预计同样会触发这一机制，以2020年决算和2019年决算的规模来看，2022年至多可增加6000亿财政收入。如果考虑6000亿新增的非税收入，则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达4.0%左右，和预算草案中的收入增速目标3.8%极为接近。

　　而1.5万亿留底退税计入财政支出，占支出扩张幅度的近3/4。实际上央行上缴财政利润用途为留抵退税表明，留抵退税实际上计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作为一般公共预算的融资渠道，央行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并用于留抵退税，实际上将留抵退税归为支出。央行上缴利润用途为“主要用于留抵退税和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而根据预算草案，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16500亿均归属于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再调入一般公共预算9000亿。此项资金应归属于一般公共预算的融资而非收入，也就没办法对留抵退税进行抵减，只能形成支出，则留抵退税将计入支出中，而非市场认为的财政收入中。

　　增值税留抵退税与减税的不同在于并不增加企业利润，而是一次性的现金流改善效应，对主要基于需求情况进行投资决策的制造业投资并无直接拉动作用，而是旨在保持小微企业不至因现金流断裂而遭遇经营困难导致失业，稳就业—保收入—促消费传导链条较长，但同时跨年的收缩效应较小，不会大幅增加长期的财政融资压力。

　　自2018年以来，我国就开始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的行业范围，但因为对财政的巨大的压力，基本只针增量，而不处理存量。之所以需要对企业实行增值税留抵退税，是因为在增值税留抵制度下，当企业增值税进行税额大于销项税额时，企业不能获得退税，只能在以后年度对销项税额进行抵扣，相当于该部分资金被占用，这样的情况往往发生于前期投入巨大的制造业、科技类企业中，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与成长。在2018年前，留抵退税只涉及个别行业，以2018年3月的国常会为界，增值税留抵退税开始铺开，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但因为担心财政承担巨大压力，出台的政策以增量留抵退税为限，并给出了较为苛刻的条件。实际留抵退税的力度并不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2021年前三季度为制造业企业办理增量留抵退税917亿元，年化也仅有1200亿左右，对财政负担较小。

　　2018-2019年的两轮实践，主要目的是缓解相关行业的生产下行问题，留抵退税后生产均有改善。生产的改善以及对于未来的预期，令相关行业短时间内的投资也有所提振。1）2018年对18个先进制造业和研发等现代服务业符合要求的企业实行增值税留抵退税，在退税前，所涉及的12个制造业行业的生产快速下行，从2017年2月高于工业增加值实际同比3.1个百分点萎缩至2018年9月的0.1个百分点。随着，退税工作在2018年9月底完成，12个行业的工业增加值明显企稳。生产的企稳也令投资积极性上升，12个行业在9-11月投资相比制造业投资提振4.7个百分点。2）2019年6月后非技术矿物、通用和专用设备生产快速下行，从2019年6月的7.8%迅速滑落至8月的4.9%，而随着2019年8月底开始对4个行业制造业留抵退税后，相关行业的生产开始反弹，同样带动投资高于制造业整体投资的水平提振4.0个百分点。3）类似的情况发生在2021年，医药制造等5个行业的社鞥产在20年末和21年初见顶，甚至有下滑迹象，随4月提出针对5个制造业行业的留抵退税后，当月5个行业的生产均有大幅改善，两年平均增速上行2.2个百分点至12.4%。后续随出口的改善，令生产高位持续更持久，相关行业投资的投资增速持续高于制造业投资4.6个百分点左右并持续至年底。

　　此次推出留抵退税，目的或也在稳定生产而非投资，尤其是上半年近1万亿退税将主要提供给小微企业，鉴于小微企业当前主要面临原材料成本高企问题，指向 “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居民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国内消费”这一逻辑线索。3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的政策安排，首先就明确的是对小微企业的近1万亿的退税，“一是对所有行业的小微企业、按一般计税方式纳税的个体工商户退税近1万亿元。其中，存量留抵税额6月底前一次性全额退还，微型企业4月份集中退还，小型企业5、6月份退还；增量留抵税额4月1日起按月全额退还。” 而考虑到当前小微企业当前面临的成本压力，以及保生产和保就业的困境，目的就是稳定工业生产水平，以保证就业水平。政府工作报告中“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注重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的要求，指向“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居民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国内消费”这一逻辑线索，确实是相对稳健的思路，但也应看到，从退税降生产成本到增加居民就业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模糊，增加消费的效果可能需较长时间才可显现。

　　下半年集中给到制造业等六个行业的留抵退税，才可能在生产稳定的前提下对投资有小幅提振，而其中最主要的或来源公用事业投资。国常会还决定，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6个行业企业的存量留抵税额，7月1日开始办理全额退还，年底前完成；增量留抵税额也要从4月1日起按月全额退还。其中，制造业企业投资与否需求是核心指标，而非现金流，今年下半年外需趋于回落或难令制造业投资有较为明显的提振。

　　对投资有明显提振的或来自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稳定工业生产和“双碳”路线图的双重要求令电力建设将集中释放。电力行业的留抵额规模和占增加值的比重是比较高的，2018年末电力、热力供应业中仅重点税源企业的的就有留抵额587.5亿。在要求稳定全年工业生产，以及“双碳”路线图的要求下，下半年留抵额的集中退税将会带来投资的增量资金，稳定广义基建投资增速。

　　1.2 融资：动用蓄力财政资金等一次性资金解决退税问题

　　2021年收入高增而支出谨慎，自然而然的令一般公共预算的融资需求大幅降低，一方面体现为对债务融资需求的下降，另一方面也也无需大规模资金调入。财政收支缺口较预算收缩达8700亿，融资需求大减，一方面债务融资对应下降，全年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净融资仅有约23500亿，较预算融资下降4300亿；另一方面则是对调入资金需求下降，调入资金减少4400亿。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融资资金来源并不依靠赤字，万亿跨年结转资金以及调入资金将满足一般公共预算的扩张需求。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较去年预算收缩0.4个百分点至2.8%，但赤字的融资规模或超过2021年2000亿，同时叠加去年实际融资通过跨年资金的结转以及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调入，将有效满足一般公共预算扩张3万亿的资金缺口。一是2021年政府性基金结余万亿资金，可以直接填补一般公共预算缺口或通过政府性基金调入的方式填补资金缺口；二是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仍将持续1.1万亿水平；三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也将维持和2021年2300亿左右的水平。另外，在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结构利润的助力下，政府性基金调入规模1.1万亿尚留有余力，若财政希望更进一步对经济增长起到支撑作用，调入规模或可再增加5000亿，以保证支出强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跨年资金是一次性手段，难以成为续持续的资金来源，如果要保证明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速，则融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如果2022年不为未来储备资金，则跨年一次性资金的调入将不可持续，难以支撑23年以后的财政支出水平，也就意味着今年支出增速的快速抬升难以成为未来的常态。

　　1.3 除退税外财政支出增速有改善，小幅拉动政府消费

　　2021年支出并不积极，主要源于前期大规模减税降费，以及为2022年储备政策空间两大因素作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仅有0.3%，比年初目标值还低1.5个百分点，少支达到3800亿。2019-2020年连续两年减税降费，令一般公共预算选在在2022年“休养生息”，这一点在2021年设定偏低的预算支出目标时就有清晰的展现。但支出仍比较低的预算还要谨慎，财政思考的角度或更多的倾向于2022年储备充足的财源，以实现财政可持续以及跨年调节的要求。

　　2022年，即使除去财政支出中今年直接包含的留抵退税之外，其余部分的增速测算约较去年抬升3个百分点左右，或可逆转去年财政支出较低导致的政府消费低增格局，增量拉动今年的实际GDP增速约0.5个百分点。当前政府消费占我国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7%左右，同时财政支出增速自2016年以来稳定低于进入GDP政府消费部分的增速，与资管新规以来公共预算财政投向投资领域的资金增速大幅下降，而更多投向民生保障和教育医疗等直接形成最终消费需求的领域这一趋势是匹配的。疫情以来的2020-2021年，我国财政支出增速下降，对应的现象就是经济增长结构中财政支出直接形成的以服务消费为主要属性的最终消费需求部分的拉动减弱。而展望2022年，即使扣除留抵退税形成的财政支出，其他公共预算支出的同比增速也预计可以达到2.5%以上，预计高于去年全年财政支出增速3个百分点左右。这一项将额外拉动今年全年实际GDP同比增速0.5个百分点左右，以一定程度对冲居民消费的回落。

　　同时，中央预算内投资今年安排6400亿，相比2021年多增300亿，但增速仅有4.9%，尚未回到18-19年水平，凸显财政不回因为经济下行压力而放松对于投资的要求。中央预算内投资较2021年明显积极，但仍未回到2018-2019年水平，当时两年基建投资增速分别仅有2.0%和3.9%。而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并没有大幅拉高，或在凸显财政不回因为经济下行压力而放松对于投资的要求。

　　2. 政府性基金：短期稳增长不以增加长期风险为代价

　　2.1 政府性基金隐含土地收入零增长，大幅低于此前数年

　　2022年预算草案披露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增长0.6%，隐含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增速为零，大幅低于此前数年，反映出地产需求低迷所导致的基础设施融资压力。其中对于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预期在0.4%左右，考虑其他非土地出让收入的正常增长，则隐含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速在0%附近，明显较过去年份预算收入和决算收入增速偏低，且1-2月房地产开发资金仍然持续下行，尚未有反弹迹象。1-2月房地产开发资金三年平均增速延续回落，下行2.9个百分点至0.9%，显示房地产开发资金仍然承压。尤其是2月金融数据凸显当前居民购房意愿偏弱，地产企业资金链条脆弱性增加，或进一步削弱地产企业购地的积极性。

　　2.2 新增专项债持平去年，或用于填补土地收入不足

　　新增3.65万亿专项债持平去年，稍超我们预期，但主要或用于填补土地出让金收入不足导致的基建资金缺口。1-2月份数据就已经清晰显示专项债提前下达的必要性，1-2月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大幅下行30.1个百分点至-27.2%，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拖累。正是由于专项债提前下达，支出同比反而上行27.2个百分点至27.9%，体现出年初提前下达专项债的必要性。但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能否改善也是不确定的，基建投资的增速改善只能依靠专项债保持一定强度，不然今年基建投资的增速难以保持。

　　2.3 强化绩效导向+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穿透式监管+基建项目盈亏平衡

　　强化绩效导向+坚决遏制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穿透式监管+基建项目盈亏平衡的长期可持续要求。基建投资稳增长力度的约束并不在于融资方面，而在于“资管新规”之后对地方政府去杠杆的严格要求。

　　在此过程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方式出现巨大的转变，主要用于化解存量债务和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和基建投资的相关性逐渐降低。一方面，随2018年地方政府置换债发行明显缩减和后续的停止发行，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土地收入持续化解存量债务，在2020年年中至2021年年底尤为明显，投向基建投资的信托余额收缩三分之一，规模达到0.9万亿。另一方面，随着财政更多的采取减税降费激发实体经济活力并扩大未来税基的“拉弗曲线”扩张模式，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承压，政府性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保民生成。

　　基建投资使用专项债资金占比大幅提升的同时，项目自身长期现金流对投资期债务覆盖能力的要求提升，向基建项目自身要效率、要可持续性的要求得到严格恪守才能够保证政府部门债务水平的长期健康。

　　专项债和基建投资更加紧密，一方面体现在专项债在2020年后更多用于基建而非土储和棚改项目，投向更为聚焦，也令基建投资和专项债联系更为紧密。2019年新增专项债中分别有7172亿和6783亿投向棚改和土储，占比高达31.0%和29.3%。而在2020年，土储专项债0发行，棚改规模也不到4000亿，基建项目占比明显提升。2021年土储专项债仍然延续0发行，棚改专项债占比也基本稳定，延续2020年基建为主的专项债导向。

　　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和基建投资的时滞关系，新增专项债发行大约领先基建投资一个季度左右。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到成为实物工作量之间存在一定时滞，二者之间大概保持3-4个月的稳定间隔，一个季度之前发行的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将在当月形成实物工作量。

　　但工业品通胀超预期演绎，或令2021年抬升投资成本效应再现，同时财政对基建投资要效率的导向没有变，对基建项目的绩效考核并未放松，甚至是进一步强化。《政府工作报告》和2021年相比新增“强化绩效导向”的表述并列在突出位置。2021年工业品通胀抬升投资成本，加之专项债“穿透式”监管强度加大，2021年8月前专项债发行持续偏慢，约束基建投资偏弱、信用需求偏冷。2022年俄乌局势冲突进一步加剧原油价格上涨，或令基建投资成本再度上行。同时《政府工作报告》有关政府投资的表述中，新增“强化绩效导向”的表述提并列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凸显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专项债“穿透式监测”并不会放松。以上两点均凸显出财政对基建投资要效率，和收支平衡的要求，也延续了“资管新规”以来财政问基建要现金流、要可持续性的根本纪律并不会因经济有下行压力就有所妥协，基建投资没有重回泡沫化高增长的政策环境。

　　2.4额外承担公共预算融资功能，投向基建增速小于预算支出增速

　　政府性基金预算额外承担公共预算的临时性融资功能，加之预算支出中依惯例还包括结转下年资金、存量政府隐性债务偿还资金等，年内投向基建领域的增速小于预算支出增速。预计2022年中政府性基金的跨年资金和今年收入中最高可有2.6万亿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以保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在预算基础上再可增长2个百分点，以作为对经济增速的保障。同时也不会放松对于隐性债务处理的要求，甚至为了保证政府杠杆率稳定，而进一步加大。政府性基金2021年结余高达万亿，同时又有1.65万亿的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的支持，调入资金更为充裕，预计除去年结余万亿资金需要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外，政府性基金最高可调入达到1.6万亿，以满足一般公共预算的融资需求。同时将进一步加大对隐性债务的风险处置，各个地方在地方两会上对于隐性债务的表述也更加突出，预计化解存量债务的资金将接近1.5万亿。

　　另外，此次政府性基金预算有4000亿既不是支出也不是调入，预计有可能承担着类似于调入或预算结余资金的功能。往常政府性基金预算不列支调入资金，收入与融资加总即等于支出，2020年因抗疫特别国债存在3000亿的调入但收入加融资和支出与调入的规模仍然相等。但是今年收入加融资扣除支出和调入后尚余4000亿用途不明，我们预计后续可能成为调入资金以保证当前一般公共预算托底消费的作用，也可能留作结转下年资金，以保证明年财政跨年度调节的力度。

　　即使不考虑这4000亿，政府性基金支出目标增速也高达22.3%，但是回溯过去可以发现，2019年后支出增速目标并不具有约束性，真实增速持续低于目标增速，源于每年都有大量的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在对基建项目的效率要求下，以及对于一般公共预算调入的资金需求下，预计2022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最高在10-15%左右。2019年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连续三年未达到预算目标，2021年支出增速（-3.7%）更是低于目标（11.2%）14.9个百分点，仅完成预算规模的86.6%，创造2016年后新低。支出持续的弱于预算目标一大原因就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持续调入一般公共预算，2021年还有就是强监管与通胀上行的特殊因素。这也就意味着，2022年政府性基金是否能实现支出增速的主要约束仍然是在财政对于基建项目要效率的要求，以及减税降费满足一般公共预算的融资需求。考虑资管新规后2018-2021年的预算完成情况，预计2022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在10%-15%之间，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相比2021年仍显富裕。

　　2.5财经纪律占据主导，预计广义基建投资全年增速6%

　　维持全年广义基建投资同比增长6%左右的预测不变，基建投资增速上行但并不谋求大幅冲高。其中强化绩效导向的同时适度超前的传统基建投资预计年同比增长3.0%左右，较去年改善约2.6个百分点。

　　“强化绩效导向”的表述进一步强化财政纪律，同时油价的快速上行令全年PPI较我们前期预期明显上调，两方面叠加令今年传统基建投资仍然面临的是优质项目不足的困境，无法满足财政绩效监管的考核，融资的充裕并不能直接让基建投资回到2017年前的增长路径上，预计全年狭义基建投资增速还维持在3.0%左右。节奏上，“适度超前”或令基建投资在上半年集中完成实物工作量，下半年有所偏弱。

　　另外，在有坚实项目现金流的支撑下，新能源建设将成为拉动基建投资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在预算草案对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资金缺口显露出积极态度，中央政府性基金多增的支出中或有所涵盖，若政策落地将进一步激发新能源投资的热潮。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提出了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上网电量实施补助，补助资金来源于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对扣除农业生产用电后的销售电量征收，征收幅度从2011年的0.8分／千瓦时逐渐提高至2016年的每千瓦时1.9分（排除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用电）。但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征收规模难以完全覆盖补贴范围。此次预算草案中明确提出“促进优化能源结构，完善清洁能源支持政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并表示要“推动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资金缺口”。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归属于中央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2020年决算支出838.65亿，2021年预算安排支出836.03亿（尚未公布决算）。本次预算草案中，2022年中央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7183.43亿）超过2021年实际规模（3201.02亿）近四千亿，也明显超过2018-2019年的平均水平（3101.3亿）。如果多增的支出中涵盖对于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资金缺口的补充，那将有效提振新能源电力的投资力度。

　　预计新能源投资将带动公用事业投资达到20%左右的同比高增，对下半年的全口径基建投资形成重要支撑，并带动全年广义基建投资增速在6.0%左右。广义基建投资或额外拉动实际GDP增长约0.6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