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残酷的淘汰

　　生孩子这件事，似乎变得越来越紧迫。

　　就在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再次直戳这个现实。在一众事关国计民生的数据中，人口数据显得尤为扎眼：

　　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下了1978来的新低。

　　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同样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年鉴数据显示，相比2019年，2020年全国人口净增204万人——相比于前一年467万的增量，直接腰斩。要知道2012年，我国的出生人口增加一度超过了1000万人。

　　短短8年时间，中国的出生人口增长已经断崖式下跌。

　　如果把时间再拉长一点，1987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一度高达23.3‰，当年自然增长率也高达16.61‰。

　　和这个高点数据相比，2020年人口出生率仅有当年的1/3，自然增长率更是只有当年的1/10。

　　根据专家的预测，按照这个趋势，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时间，最快会发生在：2021年至2025年。

　　虽然低生育是一个老话题，但最近，“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日本”、“人口负增长”，这两个信息多少还是激发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低生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低生育背后有哪些不合理的因素？公共政策与资源如何配置才是合理的？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日本

　　中国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

　　一直以来，这个问题似乎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但很多迹象都在表明，自有中华文明史以来，从夏朝至今，除去常年战乱导致的人口急剧下降之外，中国的人口数量似乎一直位于世界的最顶端。

　　在第一的位子上待久了，很少有人意识到，在跨过14亿大关后，中国的人口即将迎来历史性的转折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1970年代开始施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人口出生率长期处于下滑态势中。

　　出生率之外，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60年中国生育率达到5.7%。201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1.6%。而最新的七普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是1.3，也就是说，现在我国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3个孩子。

　　理想状况下，一对夫妇需要养育2个孩子，才能确保持上下两代人口的基本平稳。如果总和生育率低于1.5，那么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目前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是2.41，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比“高龄少子化”的日本（1.34）还低。

　　生育率下降的同时，“老龄化”的飓风还在迅猛来袭。

　　2009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数量为1.67亿，占人口总数的12.5%。

　　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数量已经快速攀升到2.64亿，占总人口的18.7%。

　　而且，更严峻的是，按照IMF的预测，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社会，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而中国很可能将在22年之内（即2023年）就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老人占比达到14%。（2020年我们就已经达到了13.50%）

　　中国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深度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IMF的人口模型预测，到2050年，每3.3个中国人中就将有1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

　　这将直接冲击我们的养老体系。在养老金采用“转移支付”的情况下，未来如果没有足够的年轻人缴纳社保，那么老年人的退休金来源也将慢慢枯竭。

　　养老之外，人口少子化老龄化还将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低成本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未富先老，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

　　生育问题，正在成为这个古老民族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残酷的竞争

　　人们常说：“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这句话潜台词是：高房价提前把“孩子”淘汰了。它揭示了低生育一个残酷的逻辑：人类自我淘汰的结果。

　　二战以来，全球人口在经历一个婴儿潮后，出生率开始持续下滑。多数发达国家和越来越多新兴国家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阶段。低生育，是人类自我淘汰的结果。这种残酷的现实，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因素。

　　第一，更高质量的生命替代了更多数量的潜在生命。

　　在工业文明之前，人类的代际更替周期短，人均寿命不过30-40岁，同时死亡率极高。人们不得不提早结婚、多生育来降低高死亡率和代际更替的风险。进入近代文明之后，粮食产量的增加、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稳定和平的环境，大大降低了人口的死亡率，同时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如今全球人口平均寿命超过70岁，部分国家达到了80多岁。如此，人类的代际更替周期也拉长，生命质量提高，有效工作时间也增加，人们开始主动地推迟结婚年龄，降低生育数量，延长工作年龄。

　　当然，最开始人们并未完全反应过来，一些国家在二战后“突然”进入和平、稳定、物质丰富的时代，生育惯性依然还在，出现了婴儿潮。但是，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人们就会主动降低生育率，用更高质量的生命替代更多数量的潜在生命。

　　任何一个进入近代文明的国家，家庭人口规模都会下降。据统计，1947年，我国的家庭平均人口数有5.4人，如今家庭平均人口只有2.62人。

　　第二，更高效用的生命替代了更多数量的潜在生命。

　　这是一种机会成本的解释。生育并不是必需品，并不是不可替代的。现代人除了睡觉和生孩子，还有更多有价值的事情。他们追求更高效用的生命，更精彩的人生，从而替代了生育这一事务。上述两点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第三点才是。

　　第三，更高智力的生命淘汰了更多数量的潜在生命。

　　二战以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技术迭代和经济全球化加速，知识群体（工程师、技术工人、律师、会计师、设计师、管理人才等）崛起，他们展现了强大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压力直接降低了生育率——“少生优育”替代“多生多养”。

　　最近几十年，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教育投入可以提高孩子的竞争力，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在美国，从80年代开始，美国家庭的教育密集程度明显上升。最近30年热衷于鸡娃的美国父母，恰恰是在六七十年代享受了快乐与宽容童年的一群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两项数据可以给出答案：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与仅受过高中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之比从80年代的1.5提升到现在的2。另一个数据是，自1990年以来，美国的蓝领工人消失了2000多万人，他们多数经历了失业、转业，收入长期停滞。

　　知识经济加剧了市场竞争，明显拉低了美国的人口出生率。美国人口出生率从七十年开始下滑，近些年下降速度明显加快。2020年美国只有360万名新生儿出生，创下了1979年以来的新低。

　　强大的竞争压力，尤其是知识经济的竞争压力，大大提高了生育与教育的成本。生育可能会降低女性的职业竞争力，至少在工作上带来一定的压力。同时，养育孩子需要付出巨大的教育成本——时间与金钱。

　　城市的竞争烈度明显大于农村，这导致城市家庭的生育意愿低于农村家庭。城市中产意识到，如果多生育但教育跟不上，孩子以后在城市竞争中被淘汰的概率大增；干脆自己提前把“他”淘汰——不生。

　　当经济衰退，收入预期下降，但教育成本和竞争压力没有明显下降，生育率都会明显下降。在疫情期间，竞争压力增加和收入预期降低，一些城市家庭降低生育意愿，尤其是30岁以内的年轻夫妇推迟了生育。

　　在中国，生育与教育成本的提高，进而推高了结婚的预期成本。尤其是当教育与房地产捆绑后，生育与教育的成本明显提前转嫁到结婚上。

　　2020年，中国结婚登记人数共计814.33万对，较2019年减少了113万对。这也是2003年以来的新低，仅为最高峰2013年1346.93万对的60%。另一个数据是，中国超过7700万成年人处于独居状态，单身成年人的比例近些年明显上升。

　　微观上看就是，每个家庭减少生育数量，增加单孩的教育投入，以维持家庭与孩子的竞争力。如今，生孩子更像是一种昂贵的投资品，多数家庭只能有限投资。

　　高职业压力、高房价、高教育投入、大规模普及机器生产与人工智能抑制了生育，其实质是残酷的竞争提前淘汰了那些潜在的生命——更具竞争力的生命，更高智力的生命，更高质量的生命，与机器与人工智能相比更具竞争力的生命，赢得了竞争。

　　不公的淘汰

　　当我们意识到，低生育是残酷淘汰的结果，那么竞争的公平性就变得无比重要了。被不公平的规则淘汰、剥夺了生育权，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失败。与低生育产生的焦虑与恐惧相比，生育权的竞争公平问题引发的困惑与不满更加突出。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生育权的公平性：公共用品是否分配不公导致生育权被淘汰，公共政策扭曲了市场价格提高了生育成本导致生育权被淘汰。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公共教育资源的公平性，这直接影响着家庭的教育成本。公共教育资源在种族、城乡、民族之间分配不均衡、不公平，这导致生育成本的差异和生育权的不公平竞争，促使一些种族、区域的人口出生率更低或者教育程度更高。

　　2010年，美国纯白人比例是63.7%，黑人是12.6%。根据美国人口普查部门的估算，到了2050年，纯白人比例将下降到46.6%，黑人的比例上升到14.4%。当然，白人比例下降、黑人比例上升是多因素造成的，我们关注的是教育公共政策的种族歧视对生育率的影响。在美国“一人一票”的政治制度下，不同种族的人口数量增加或减少，对公共决策影响巨大。在这方面，黑人、少数裔与民主党存在优势，白人与共和党更为被动。

　　在中国，教育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同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当前“双减”政策背景下，我们需要重点解决的是教育资源的不平衡问题。假如消灭市场这个教育追赶的渠道，名校的优势会更加明显，接下来的重点是投入大量的财政提高其它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做到公共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教育成本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公共教育的投入不足会增加家庭的教育成本，进而抑制生育意愿，同时也会降低教育权的公平性和孩子的成材率。

　　如果将教育权与私人用品（房产）挂钩，那么公共资源会抬高房价，同时增加教育成本和住房成本，对生育的抑制是双重的。“高房价是避孕药”，这句话不仅说明了房价对生育抑制，更体现了扭曲的房价对生育、教育和居住资源的竞争，出现了不公平的淘汰。

　　这就是我们关注的第二个重点：公共政策扭曲了市场价格提高了生育成本导致生育权被淘汰。生育与教育的成本，本质上是一种市场价格，不公平政策抬高与扭曲这一价格，都会影响生育数量和教育质量。

　　事实上，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货币超发极大地膨胀了房地产及金融资产。反过来，房地产通胀与物价上涨削弱了劳动者、普通家庭的真实购买力与实际财富。这项公共政策引发的贫富扩大化，削弱了普通城市家庭在生育权和教育权上的竞争力——抑制了生育的同时降低了现有孩子的教育水平。

　　在大萧条时期，不公平的制度引发了贫富悬殊，普通家庭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市场悬崖，价格深度衰退。同样，如果公共政策不公平和错误的政策干预，抑制了普通家庭的生育需求，导致人口悬崖，生育与教育价格深度衰退后，生育“购买力”才可能触底回升。这是“人口大萧条”。

　　确认生命权的人人平等（身份平等），是近代社会一切政治与经济文明的前提。但是，生命权脱胎于生育权，父母拥有平等的生育权是平等生命权的条件。当然，这并不是支持结果平等，不是说每个家庭的生育数量都必须一样，而是说，每个家庭的生育权不应该受到不公平政策的抑制——这本质上也是在捍卫生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