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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上限问题中,家庭和企业借贷成本上升、心态恶化、金融市场动荡等令人担忧。
■ 严重情况下,风险溢价扩大会对金融市场、实体经济产生强烈影响 。

美国财务长官耶伦28日致函国会领导层,如果国会不能在10月18日之前立法提高或暂时冻结债务上限,筹集资金的非常措施将用尽,财政资金将枯竭。虽然注意到这个日期可能会改变,但它被认为是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的真正最后期限。
如果美国国债的利息支付等部分债务的履行出现延迟(选择性违约),预计会产生各种影响。 2013年,当美国财政部面临类似问题时,发表了题为“债务上限的边缘谈判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影响“的报告,以2011年为例(1)对家庭和企业经济主体,(2 ) 以金融市场为波及路径的经济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相对于(1),借贷成本的上升(住宅贷款利率、资本成本的上升)和思想恶化(消费者信赖感和企业景气感的降低)直接、间接地抑制经济活动。 (2)中指出,价格波动可能随着股价的下跌而增加(波动性增加),家庭资产效应可能下降。此外,不确定性的增加扩大了金融市场的信用利差,进而导致家庭和企业借贷成本上升。债务上限问题解决后,需要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鉴于目前情况,上述因素不太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但笔者预计从新冠疫情恢复的过程中,家计和企业的借款成本上升,心态恶化,可能会推迟经济进一步正常化。
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笔者最为关注的是风险溢价走势。 2011年,该问题促使资金从风险资产回流到安全资产、美元从外国回流到本国,进而促进了向美国国债和美元的资金回归。另一方面,资金流出风险资产,风险溢价扩大。即使资金从美国国债和美元流出,以美元计价、以美国国债定价的美国公司债和美股的要求收益率也会上升。由于家庭经济和企业通过增加借贷成本来抑制实体经济的活动,因此推测这将对风险溢价扩大起到作用。问题越严重,风险溢价扩张的速度就越有可能超过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波动。虽然得出了与直觉相反的结论,但是在金融市场上,与原本信用降低的美国国债和美元相比,风险资产的潜在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