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高通胀即将来袭？这又会对货币政策及比特币产生什么影响？

　　Covid-19大流行引起了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在欧盟和美国，许多早期的紧急措施试图解决医疗保健系统的缺陷和混乱。其他的政策措施是教科书式的需求管理和流动性提供方案，这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措施没有什么不同。

　　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呼吁人们关注由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对供应方的影响，但2020年实施的政策措施大多忽视了这一警告。假设需求冲击远强于供给冲击，那么产出的下降只能伴随着价格的稳定或下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2021年2月将这种主导思想概括为“现在的通货膨胀是一个幻想多于现实威胁的祸害”。

　　在目前的情况下，央行可以（甚至应该）将自己的行动服从于任何财政政策的需要。而且由于央行是最后的贷款人，因此政府可以花费一切来恢复充分就业，这正是现代货币理论（MMT）的支持者所主张的。

　　平心而论，在过去的25年里，通货膨胀率一直很低，不仅在结构残缺的经济体（如日本）中是如此，而且在经历过高增长的动态经济体中也是如此。在美国，通货膨胀率仅在2005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短暂超过4%。自1999年欧洲货币联盟成立以来，通货膨胀率仅在2008年的几个月里超过了4%。通货膨胀怀疑论者指出，尽管中央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计划，使其资产负债表增加了4倍，但通货膨胀率仍然很低。然而，他们不太强调货币基础没有增加太多的事实，鉴于许多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持有巨额储备。

　　本文认为通货膨胀并没有被某种魔咒所消除。作者将努力解释为什么在过去25年里通货膨胀率如此之低。这一分析将使人们能够注意到Covid-19冲击将如何把低通货膨胀制度推向高通货膨胀制度，而这又对货币和财政政策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过去的低通货膨胀

　　由于我们采用的是短期视角，所以我们将忽略对通货膨胀的货币数量解释（大卫-休谟、欧文-费舍尔、米尔顿-弗里德曼），而只关注欧元区和美国在2021年最后几个月货币总量的异常加速。我们在这里使用的解释基于预期增强的菲利普斯曲线——几十年来，菲利普斯曲线一直是主流的决策框架。

　　在这里，推动通货膨胀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都不是会计概念，这两个总量都根据公认的原理对各种经济变量作出反应。存在一定数量的商品——所有可用的资源（即劳动力和资本）在接近其全部产能的情况下被使用——这被称为潜在产出。如果对某种商品的需求过强，那么工资就会上涨，具有市场支配力的企业迟早会提高价格以保持利润率。这就是通货膨胀的产出缺口决定因素。

　　另一方面，工资和价格的变化在本质上取决于员工的通货膨胀预期。如果他们认为未来物价会上涨，那么他们在工资谈判时往往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工资和物价也会随之上涨。在现代版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中，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因为它们“捕捉到”了企业对预期成本增加的反应。

　　过去25年观察到的低通货膨胀率——即使在商业周期的上升期间也是如此——其原因可能是：

　　（1）在工资谈判过程中对工资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控的因素：工会力量较弱、移民劳工、对离岸外包的恐惧等。

　　（2）阻止企业提高价格的因素：由于全球化而加剧的竞争、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竞争等。

　　（3）固定在较低目标水平的通货膨胀预期：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价格每年上涨2％。

　　中央银行是如何设法锚定通胀预期的？用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话来说，就是“毫不留情地、毫不动摇地”推行低通胀政策。这样做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每当政客对失业率数字不满意时，央行就会抵制政客们要求货币贬值或降息的呼声，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资本。不幸的是，正如我们从私人生活中了解到的那样，如果建立声誉需要数年时间，那么毁掉声誉只需要几分钟。

　　需求拉动型通缩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比较

　　许多人将Covid-19衰退理解为需求危机，在各方面都类似于2007-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由于消费和投资下降，一个可行的政策答案是用公共支出替代缺失的私人支出。这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许多部门，2019年的产出根本无法生产。在其他情况下，商品和服务可以生产，但成本要高得多。此外，一些资源被用于生产通常情况下大众不需要的商品（外科手术手套、口罩、呼吸器、甚至疫苗）。

　　在欧盟和美国的许多州，政府实行了严格的封锁措施，有些国家的封锁时间超过了整整一年。餐馆、剧院、酒店、许多休闲活动都被关闭了且至今仍处于关闭状态。工厂实施了卫生限制，减慢了生产速度并提高了成本。学校停课，迫使人们在无法选择远程工作的情况下，留在家里并放弃生产活动。强制性的远程工作最初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种好处，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却削弱了员工的士气和注意力。世界供应链和分销链的混乱、临时建筑工人和农业工人的短缺、甚至运输集装箱的短缺，这些都对生产成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成本的增加侵蚀了利润率，并可能会促使企业提高价格。主要经济体的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包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正在减少价格的竞争压力。

　　所有这些变化都可能导致潜在产出减少。假装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达到疫情前的国民生产水平，这简直是谬论。无论人们的储蓄账户里持有多少美元、欧元或英镑，如果餐馆根据法令而关闭的话，那么餐馆业的产出将为零。如果总体需求增加，但是生产一定数量的投入却要付出更多的成本，那么价格的上涨是不可避免的。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默斯（Laurence Summers）曾断言，将拜登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以及特朗普政府2020年的3.1万亿美元赤字两者相加的话，有可能会使我们一代人以来从未见过的通胀重现。对此，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通胀率上升，那么美联储将像过去一样简单地提高短期利率。此外，正如现代货币理论（MMT）的支持者所言，如果通货膨胀再次出现，那么政府可以对收入较高的人增加税收。

　　制度转变正在进行中

　　只要阅读经济新闻媒体，就会意识到，商品价格正在逐步上升。特别是，石油现在每桶67美元，已经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这对运输和能源价格产生了影响。再加上电子元件和零配件短缺，这导致生产价格上涨（美国1月比上月增长1.3%，欧盟比上月增长1.4%）。在欧元区，2020年12月的通缩(-0.3%)在2021年1月转为通胀(+0.9%)，其原因是消费篮子的一次性统计重新调整，以及德国紧急下调增值税的松绑。

　　过去，央行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如今，正如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人似乎不太关注这一点了。在美国，美联储在2020年改变了政策，允许高于2%的通胀率，直到产出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在欧元区，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Philip Lane）评论称，该行正在“密切关注”债券收益率。3月1日，澳大利亚央行决定引导其债券购买计划，以“解开”长期收益率的上涨。如果债券的最初卖出走势是通过提高通胀预期来确定的，则对标有债券的债券继续提供支持是一个错误的信号。

　　一方面是供应冲击，另一方面是政府参与了大规模的支出计划，而中央银行也准备通过债务货币化来支持这些计划，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使通货膨胀预期得到控制。

　　如今，只有少数经济学家、投资公司和政策制定者预期通胀会回归，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少数知情者。年初以来，投资基金经理们都在积极对冲通胀。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在2月26日给投资者的信中建议避开债券市场，因为通胀预期上升应该会带来更大的损失。他在2001年和2008年是正确的，现在他很可能也是正确的。

　　注：原文来源于cryptonews，由Carole编译，英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