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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俞敏洪一起关注的那些事

来源:FT中文网 2018-05-16 06:09:38

好几次聊天,俞敏洪老师都问我,你为什么会这么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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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网汇信APP讯 : 好几次聊天,俞敏洪老师都问我,你为什么会这么懂教育?

  在很多人眼中,我对教育是个外行,没有任何让孩子应对考试的技巧。我想,俞老师说的,应该是认同我对当下农村教育问题的一些发现和思考。

  在我看来,要做关于教育的公益,首先不要管手里要有多少钱,而是要了解教育的现状和问题所在。了解问题,需要到一线去观察,而且需要经常去。

  公益不是捐钱那么简单

  2015年11月12日,我去湖北恩施巴东、宣恩和利川探访一校一梦想的乡村学校。

  上飞机前,我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募捐消息说,希望到湖北的时候,能把河北省邢台市河东区张村小学修操场的善款筹完,我不能走在湖北的乡下,还在吆喝着为河北的村小筹款。

  当天上午11点,我在武汉转机的时候,收到了俞敏洪发来的微信,他说还差的4000块他捐了。

  我说:还差3700了。

  俞敏洪说:好的,我现在微信转给你。

  我说:您直接捐吧,感恩俞老师的支持。

  俞敏洪说:我已经转给你啦,只能麻烦你了。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不代收别人给基金会的捐款,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我都是秒收秒捐赠,而且注明是谁的捐款,截图给对方。

  12月6日,我告诉俞敏洪,张村小学修操场项目昨天开工了,之前招标、下雪,耽误了!

  俞敏洪问,冬天做是不是会有问题,水泥地也会被冻坏的?

  俞敏洪不是一个捐完钱,表达完自己的爱心,就心满意足的人。俞老师的关注不是止于捐款,他还关心项目的操作细节,以及是否给乡村学校带去了好的改变。

  也许有人纳闷,俞敏洪那么有钱,为什么不直接找到学校,把操场修好,送给学校呢?

  在成熟的公益社会里,没有多少捐款人是拿着钱直接干慈善的,一般都是委托信任的公益机构去完成。好的公益项目中间包含着很多专业的操作细节,以及对社会问题的独特认知。今天,国内有不少人喜欢找公益组织要学校,然后自己直接联系校长。他们并不了解,公益项目操作的细节和专业节点在哪里。他们的这些不知道,在实施公益项目的过程中,往往会给受助方带去一些不可预知的影响。

  公益不是有钱有热情就能办得好的事情。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社会问题,委托专业的机构去做,这是俞敏洪对公益的态度。

  这次捐款结束后不久,新东方公益基金会和“一校一梦想”达成合作协议,每年捐赠60万元支持项目发展。

  捐钱也要循序渐进

  2017年8月29日,我去新东方公益基金会开会,讨论新东方支持一校一梦想参与“99公益日”的事。

  听说俞敏洪在单位,我就去了他的办公室,和他聊最近探访乡村学校的一些事。

  聊了一会儿,俞敏洪突然对我说:三联最近出了我一本新书《行走的人生》,现在卖得不错,有十几万册。版税大概有几十万的样子,我想捐给一校一梦想。

  我发了一条俞敏洪捐版税的朋友圈,有很多人点赞,还有人留言说,老俞这是真爱。

  很快,俞敏洪发微信给我说:删了吧。事情还没做好之前,不要说。

  2017年11月27日,俞敏洪拉了一个微信群,说出版社催他结算版税,让我们尽快和出版社对接上,把捐版税的事情处理了。

  截止到2017年12月,《行走的人生》一书的版税扣除个人所得税之后,共计剩余559595.52元。

  这些版税,由出版社一次性从划拨到了基金会账户,俞老师看到的是一张捐赠发票。

  俞敏洪把自己的版税捐出来支持乡村学校,这对一校一梦想是很大的鼓励。一校一梦想是一个创新的乡村教育支持项目,短短的两年内,我们接受了沃尔沃汽车、博世中国、达理基金会等一些企业或机构的捐赠,但像俞老师这样的个人捐赠还是第一次,它代表了俞老师对一校一梦想的认同。

  从2015年年底俞敏洪3700块钱的微信转账开始,到现在一次捐出50多万元版税,俞老师对公益项目捐赠的态度是谨慎的,捐款的支持也是循序渐进的。

  一个成熟的捐赠人明白,一下子把大量的善款注入到一个公益组织,必然要打破这个组织原有的发展节奏。公益是一个改变人的事情,公益的发展节奏一旦被打破,就会带来很多不可预知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好坏兼具。

  乡村教育还需要推动政策变化

  2018年春节前,我去四川什邡做了一次乡村儿童教育现状的田野调查。春节以后,我就这个事情,写了一篇《社区服务项目中所见农村儿童教育问题》发在了澎湃新闻的研究所。

  俞敏洪看到这个文章后,说要给我见面聊聊。说是见面聊聊,我们却一直没找到一个时间能碰到一块儿。

  直到2018年3月,俞敏洪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才在他参会的驻地和他见上面。

  这一次,我们一起讨论了很多乡村教育的问题以及可以尝试的改变方法。

  俞敏洪说:他清明节前后要用十天的时间,陪妈妈去长江三峡和周围看看。这么多年,工作太忙,没有一个整天的时间和妈妈在一起。这两年,妈妈年龄大了,他要多陪陪妈妈。陪完妈妈以后,就和我一起去乡村学校看看。

  临走的时候,俞敏洪不经意地问我,去年一校一梦想总共募了多少钱?

  我说:不到一千万。

  俞敏洪狠狠地挤了一下我被握着的手说:太少了。今年我不仅要自己捐,还要号召更多的人来捐,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乡村儿童的教育困境。

  在见面之前,我从媒体报道中得知,俞敏洪在今年的“两会”中,多次谈到教育公平的问题。

  2018年俞敏洪提交的两份提案,一个是关于流动人口孩子义务教育经费可携带的问题,一个是保障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均涉及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教育权利的保障。

  俞敏洪对媒体说:“我小时候虽然也在农村,尽管教育渠道比现在少,但父母还在身边,而且有一些固定的教育渠道,城乡教育差别还不大。”我自己是农民家庭出身,看到一些农村孩子、流动儿童受教育那么难那么苦,我着急!

  在现代社会里,文化精英往往会通过公益行动,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建立一个社会的缓冲地带,用于社会矛盾的沟通、改善和化解。一方面,他们会通过公益行动去弥补社会公共福利政策的不足;另一方面,他们还会通过各种渠道去推动社会平权和公共福利政策的改变。

  中国公益今天面对的难题是,社会上的大多数精英,和社会公众的生活脱节,他们不愿意或者没有时间去了解贫困的真正原因。

  他们太多人缺乏对社会问题独立的思考和专业的判断,更愿意通过捐款、通过爱心来解决自己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焦虑感,更愿意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落后的风俗和愚昧的个人身上,而不是去推动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化。

  在他们眼里,像俞敏洪这样又捐款,又调研,又是去推动政策变化的行为,做起来实在是太大、太难、太危险了。

  关于乡村教育的事情,一校一梦想还会继续走下去。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社会精英,在参与一校一梦的时候,能像俞敏洪一样,知道教育不只是捐钱那么简单,搞好教育也不只是缺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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